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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土耳其央行決定將基準回購利率下調100bp至13.00%。由于和通過提高利率抑制通脹的市場預期相悖，土耳其央行此則公告隨即引發了全球市場廣泛關注。原因在于，當前土耳其通脹已經接近80%，創下該國24年來最高值。近半年以來土耳其主要利率基本維持在14%的區間，考慮到實際利率等于名義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這一基本規律，那么其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傳輸渠道將大打折扣。雖然有分析指出，預期通脹見頂和充裕外儲是土耳其此次降息關鍵變量。但作為新興市場經濟體之一，土耳其面臨的外部金融環境，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值得高度關注。首先，當前新興經濟體普遍面臨蒙代爾“不可能三角”挑戰，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難度較大。從全球來看，受食品和能源價格上漲影響，經合組織（OECD）錄下了自1988年6月以來最劇烈的價格上漲，2022年6月通脹率高達10.3%，而前期環比值僅為9.7%。約三分之一的OECD國家通脹率高達兩位數。在歐元區，今年6月以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衡量的同比通脹率上升至8.6%，而5月環比值為8.1%。由于食品和能源價格大幅上漲，歐盟統計局預計歐元區7月同比通脹率可能進一步上升至8.9%。OECD數據還顯示，2022年6月，G20國家通脹率已同比上升至9.2%，而5月值為8.9%。總體來看，除中國、印度等經濟體以外，大多數G20新興市場經濟體通脹率均有顯著上升。所以，如果依靠加息來抑制本國通脹，則如此勢必會帶來熱錢流入和本幣的升值，這顯然不利于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宏觀調控目標。考慮到目前全球經濟的外部環境，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大打折扣。其次，新興經濟體維持經濟增長政策的掣肘較多，抑制通脹和維持經濟增長之間的政策協調難度在增加。在土耳其央行宣布降息后，土耳其里拉迅速跳水，美元兌土耳其里拉升至約18.1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信息顯示，為了緩解高通脹和本國貨幣貶值壓力，土耳其央行早在2010年開始，就啟動了以引入短期利率高頻波動抑制國際投機資本、利用外匯繳存準備金吸納流動性和增加流動性管理頻次等手段為代表的實驗性貨幣政策創新。但是從執行效果來看，過于復雜的政策設計，使得金融市場的預期并不明朗，這繼而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傳輸渠道。而根據“一個目標，一個政策；幾個目標，幾個獨立政策”的“丁伯根法則”，新興經濟體維持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的政策工具箱內部的協調難度在增加，如何平衡不同政策形成合力，這對決策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后，發達經濟體“以鄰為壑”的政策，將會遲滯新興市場國家和全球經濟的復蘇進程。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著更為迫切的經濟增長需求，土耳其央行降息之所以引起關注，無外乎是和以美聯儲為代表的西方主要發達經濟體啟動的加息進程相悖。為了抑制愈演愈烈和居高不下的通脹，美聯儲已步入加息和縮表通道。而在歐洲，持續八年之久的負利率時代也正式宣告終結，歐洲央行啟動了11年來首次加息。但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國家在生產要素稟賦、經濟基礎和國際話語權上存在顯著差距，發達經濟體擁有更為豐富的經濟復蘇工具箱，所以在全球經濟疫后復蘇進程上，發達國家具有更為明顯的優勢，這導致了全球經濟復蘇進程的不一致。因此，主要發達經濟體為緩解本國通脹而啟動的加息和縮表進程，顯然沒有考慮到其收緊貨幣政策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負向效應。從巴西、墨西哥到土耳其，這種“負外部性”正在發酵，新興經濟體無疑是本次發達國家經濟治理赤字的埋單者。從這個角度來說，保持“穩字當頭、穩中有進”的貨幣政策總基調，密切關注國內外通脹形勢變化，發揮好貨幣政策在“穩物價”中的基礎性作用，積極關注主要發達經濟體經濟走勢和貨幣政策調整方向，利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和專項配套融資，推動金融支持“穩增長”落在實處，應該是中國貨幣政策的基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