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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資源部長對外宣稱，該國已提前實現了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于2023年達到42%的目標。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土耳其曾嚴重依賴煤炭發電和水力發電。如今，土耳其已成功實現能源生態系統轉型，充分利用太陽能、地熱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天然氣等清潔能源，以替代化石燃料。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數據，2021年至2025年期間，土耳其是歐洲可再生能源增長的最大貢獻者。一個在幾年前陷入貨幣危機的國家何以實現如此壯舉？水力資源豐富從地理位置上講，土耳其是幼發拉底河的發源地，擁有得天獨厚的水力資源優勢。阿塔圖爾克大壩（Atatürk Dam）坐落在幼發拉底河上，是世界第三大水壩。截至2021年7月底，土耳其正在運營發電的水電站有735座。盡管水電發展已取得巨大成就，但土耳其卻仍不滿足于此。自2017年以來，除水力發電以外，土耳其的風能、太陽能、地熱能以及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翻了一番，首次超過水電。風能和太陽能發電量創下新高，在總發電量中的占比從2011年的11.7%上升至13.6%。2011年其風能發電量占比僅有2%，2020年這一數字提升至9%。十年前土耳其太陽能發電量幾乎為零，但2020年其太陽能發電量占比已達 3%。土耳其風能和太陽能發展迅猛，該國非水電可再生能源在其推動下蓬勃發展，并躍居該地區首位。土耳其可再生能源投資超過500億美元，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占比達52.5%，2021年4月發電量達92377兆瓦。監管環境優良分析人士指出，21世紀初實施的《電力市場法》和《可再生能源法》極大地促進了土耳其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相比之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東盟市場的進展稍慢，這兩個國家的可再生能源相關法律分別于2011年和2009年頒布實施。土耳其的立法修正案極大改善了其監管環境。該法律對土耳其的能源系統實行開放，放寬了該行業的若干領域，以吸引更多市場參與者，推動行業發展。例如，土耳其國有發電和輸電公司（TEAS）將其價值鏈進行拆分，若干價值鏈的若干部分走向了私有化。土耳其還通過能源市場監管局改善舊市場體系。建設、所有、轉讓（BOT）以及轉讓經營權（TOR）等新概念的出現減少了政府對日常運營的參與，市場競爭得以主導并引領行業向前發展。盡管該國的輸電基礎設施歸國家所有，但發電和配電部分開始轉向私營。以上因素促成了該行業在過去二十年的蓬勃發展。自 2016 年以來，土耳其獨立電力生產商的份額增長了79%，大型私人投資者推動提升了38%的發電量，其中大都來自可再生能源發電和煤炭發電。公私合作是土耳其可再生能源大獲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隨著可再生技術成本不斷下降，土耳其可再生能源繼續突飛猛進，公眾對私營企業的自由化發展不斷叫好。這一目的是確保國家公共議程為私營部門錦上添花，而不是礙手礙腳。投資優惠政策土耳其還推出一系列政策，提振私營部門投資。2005 年可再生能源支持機制（YEKDEM）下的上網電價（FiT）制度便是即將引入的一項重要機制。上網電價制度為可再生能源投資者提供了有保障的購電價格，以刺激投資并為私人參與者提供市場確定性。2015 年，在YEKDEM框架下蓬勃發展的公司可再生能源發電量達5.4兆瓦；在2020年的最新框架下，這一數值增至21.8兆瓦。近期，政府更新了YEKDEM框架及其電價標準，這為投資者提供了更多確定性。根據截至2022年1月的數據，若月用電量達150千瓦時，電費將按1.37土耳其里拉/千瓦時計算，若超額，將按2.06土耳其里拉/千瓦時計算。YEKDEM上網電價機制對東盟來說絕不陌生。馬來西亞可持續能源發展局（SEDA）為34家公司撥發了配額，而泰國和越南在本國的能源生態系統中均執行了不同的上網電價。與此同時，政府還施行了特殊政策，鼓勵國內生產可再生能源設備和器械。另一值得關注的是鼓勵研發（R&D）戰略，即將本地技術生產與激勵措施相結合，這有助于土耳其實現更高目標，即實現其電力自給自足以及能源安全。吸引國內外投資這一政策是土耳其可再生能源大獲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與此同時，隨著可再生能源裝置安裝成本降低，太陽能電池板等技術成本下降，投資者對可再生能源的態度大為改觀。這一逐步向好的趨勢，再加上土耳其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往來聯系，土耳其的可再生能源生態系統已轉型為鼓勵國內外創新、投資及發展的生態系統。東盟目標明確土耳其可再生能源的蓬勃發展為其他國家提供了范例，也提供了大致方向。東盟地區及其市場擁有類似技術、工具，并同他國存在政治經濟聯系，因此它們同樣可以成功實現能源轉型。東盟缺少的是政治意愿以及合適的公私合作伙伴關系，以推動該地區的可再生能源生態系統日趨向好。